——将动物抵抗概念化
在动物研究中，有不少关于动物抵抗问题的有趣学术作品。其中最突出的也许是 Jason Hribal 的著作。他通过历史案例研究，记录了动物挣脱人类控制的例子——冲破栅栏，逃离屠宰场，与人类控制者搏斗，致伤那些挡在它们前面的人。Hribal 的方法是利用历史信息来构建动物抵抗的叙述。例如（与我在这里对海洋动物的关注有关），Hribal 叙述了 Sea World 海洋公园的一只名为 Tilikum 的虎鲸的持续抵抗行为（该抵抗行为后来在纪录片《黑鲸》中出现）。在这些案例中，动物的抵抗被概念化为对人类统治有意不服从的行为。我们有充足的资源来理解「大鱼」的这种抵抗，因为它是西方文化想象的一部分。例如，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就是一个类似的故事，它讲述了亚哈船长和白鲸之间的争斗，是一个典型的关于统治和抵抗的故事。同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是一个关于人类暴力和动物抵抗的叙事，这与动物抵抗所反映的对人类统治的有意角力的观点产生了呼应。在这两种情况中，动物都很明显不想死。我注意到，在某种程度上，休闲捕鱼的做法——即为 「户外运动」而捕鱼，其目的是为了享受而不是为了食物——是用概念化的动物抵抗来助长人类的快乐。正是因为在这些情况下鱼会反抗，休闲钓鱼才成为一项「运动」；因为这些钓鱼行为所产生的所谓快乐和艺术依赖于对动物的捕捉，而这些动物会躲避休闲钓鱼者，并且在上钩后会在鱼线上挣扎（下文会有更多关于鱼钩本身的介绍）。娱乐性捕鱼的做法是，一旦鱼上钩后便开始「玩弄」这条鱼，延长它在钩上的时间，让它为了试图逃脱而游到筋疲力尽——这说明了鱼的抵抗，或至少说是（人们）对鱼的抵抗的一种理解包括了它们对人类统治的不服从行为，在概念上这是娱乐性捕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上述对鱼类抵抗的概念化，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鱼类不能合理地被说成是以有意的或「能动的」（agential）方式「抵抗」人类的统治。事实上，这里至少有两个论点可以用来反对上述的抵抗概念。一种观点可能是，没有「科学证据」表明鱼能作为有意图的行动者来反对人类的统治；也就是说，鱼缺乏选择抵抗或服从人类统治的推理（或其他能动性的）能力，任何看起来像抵抗的证据（例如，鱼在鱼线末端挣扎），反映了其「本能」而非「理性」行为（正如我上面讨论的，这是笛卡尔的「动物是自动机」的观点的一个版本）。在观察或类似研究的基础上，为鱼的反抗行为提出一个有经验基础的论点当然是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而且，如上所述，基于鱼的反抗行为的表达和概念化的认识论问题可能会阻止（通过观察研究或其他方式）实际「证明」鱼以这种方式反抗的可能性。如果主要的科学经验方法不能确定鱼的能动性和认知能力，那么从经验上就不可能证明鱼是有意在抵抗人类的统治，这就如我们对待鱼的痛苦问题一样，被迫等待科学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证明鱼，或者至少是大多数鱼，可能有抵制的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重新思考我们如何表达能动性及其与意愿的一致性，正如 Agnieszka Kowalczyk 所说，「非人类的身体所做出的抵抗剥削的行为并非一定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被认为是重要的」。但正如我将在下面讨论的那样，我们不需要证明鱼行使我们在规范上构建的「能动性」来理解它们对人类统治的抵抗；这取决于我们对抵抗采用了哪种概念模型。
还有第二种我认为是更复杂的，认为动物（鱼）不能被说成在抵抗人类的统治说法。这种说法是，我们将动物置于如此强烈的暴力和控制的系统中，以至于动物不可能以一种有意义的权力关系进行抵抗。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这些形式的统治似乎是单方面压倒性的，并以消除任何逃避的可能性为目的，那么就不存在互动或回应的可能。这是 Clare Palmer 早期在讨论动物抵抗的例子中提出的观点。在这一讨论的背景下，Palmer 采用了福柯式的方法来论证，对于陷入严酷的统治体系中的动物来说，她认为反抗是不可能的。「不存在任何关系......在与我们的残酷遭遇中，（动物）所有的自发性和几乎所有的交流都被移除了。因此它不可能是一种权力关系」。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在遭受暴力的个体有某种回应或反应的手段来参与权力关系时，反抗才是可能的。当暴力受害者没有感知到行动的自由，就没可能有权力。
针对 Palmer 提出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我们关注用于支配动物的暴力工具，以及这些工具是如何有效地抑制动物积极的抵抗，我们就有可能想象抵抗，即使从外部看，这些关系似乎不涉及竞争或者说这些关系具有单边性的特征。在 Tim Ingold 一篇重要的文章中，他提醒我们，暴力的目的总是为了镇压并赢过抵抗。确实，如果暴力的对象没有自主性，或者从一开始就没有逃避捕捉和利用，暴力的技术就不会被使用：
试想一下奴隶主，他手里拿着鞭子，蛮横地施加严重的痛苦迫使他的奴隶劳动。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奴隶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自主权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这是否意味着奴隶对鞭子的抽打的回应是纯粹的机械反应？远非如此。因为当我们谈到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武力时，我们把抵抗的力量强加给了接受者，而施加痛苦的目的就是要瓦解这种力量。也就是说，使用武力的前提是假设奴隶是具有行动和痛苦能力的，并且是一个人。而当我们说主人迫使奴隶工作时，这种因果关系是个人的，而不是机械的：它是基于主人和奴隶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显然是一种支配关系。事实上，「力量」的最初内涵所指的，恰恰是针对另一个意识体的抵抗所作出的行动。
这种对抵抗的理解认为暴力工具及其技术发展与它们所针对的抵抗形式密切相关。在这里，反抗的身体促使了对暴力工具的需求，而暴力工具的技术改进是与反抗者持续的创造力和创新行为相呼应的。
这种将抵抗视为由生产系统产生，并与之密切相关的观点，与我所描述的「自主」或「工人主义」（operaist）的抵抗模式有关。在理解这种抵抗模式时，我受到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主义倾向的影响，也受到了 Fahim Amir 更近期的作品的影响，他用工人主义来解释生产系统中动物的从属地位。在这种观点中，生产和交换系统，如资本主义，吸收了系统中劳动身体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这基本上是一种寄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抵抗力被捕获，并通过从属关系的系统被重新部署。其中，即使是看起来缺乏任何动作或抵抗的极端形式的统治，实际上也是那些被从属者积极的、创造性的抵抗的产物；这种抵抗随后在统治的过程中被收编。因此，用于限制和集中支配动物的手段本身就是动物对人类将其工具化的一种积极的抵抗产物。这种自主的或工人式的抵抗模式动态地重新理解了生产的方式，这样，统治系统必须与新的抵抗形式保持同步以提取生产力（这是生产所固有的「吞噬」过程的一部分）。例如，正如 Michael Hardt 和 Antonio Negri 所论证的，作为后福特主义生产的工作场所具有新的灵活性（如灵活的工作时间，在家工作，远程工作等等），是资本主义适应工人对福特主义纪律化生产模式的抵抗的结果。正是因为工人通过旷工、通过文化实验、通过日常破坏而主动退出劳动，资本主义才需要对此适应，并重新塑造工作本身以维持生产力。在这里，反抗总是存在，但它只有在有组织的对抗中才会变得明显；如果没有这种对抗，生产在表面上看起来就毫无动静，那些受到强烈支配和纪律约束的人似乎总在与生产设备一起协同工作。正如 Mario Tronti 所观察到的：
工人的斗争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但如果没有开启有组织的革命进程，去改变这种力量平衡，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利用这些斗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社会斗争中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在这种斗争中，整个统治的系统机器重新定位、改革、民主化和重新稳定自己。
我们可以运用这种自主主义的抵抗观点（autonomist view of resistance）来理解新兴技术和生产过程与动物隔离、养殖和屠宰背景下所产生的对抗之间的关系。例子之一是屠宰场中使用的弧形畜栏。将引导牛群走向死亡的滑道或通道设计成曲线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动物对滑道的反应，即它们畏缩和后退的可能性。由于曲线的作用能使屠宰过程顺利进行，并配合（而不是抑制）动物的行动，这些弯曲的畜栏直接回应并「润滑」了动物的反抗。在这里我想清楚地指出，这种对抵抗的吸纳并不一定导致动物痛苦的增加；恰恰相反。用这种方式抵制阻力可以提高动物福利；可以说，弧形畜栏减少了动物死前的痛苦（至少在压力方面的痛苦，以及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认知和预期）。然而，曲线的作用还在于管理阻力，使屠宰过程顺利进行，使人类利用动物的功效最大化。身体塑造了生产过程，而生产则塑造了身体；在这个意义上，动物的「能动性」（至少作为抵抗性的代理者）成了一种政治主体性。Hardt 和 Negri 指出：「因此，强大的工业和金融力量不仅能生产出商品，也生产出主体性。他们在生命政治（biopolitical）的背景下生产出代理者的主体性：他们生产出需求、社会关系、身体和思想——也就是说，他们在生产生产者。」
在某些方面，以这种方式思考抵抗是在用一种不同的「关系论」（relational approach）来思考我们如何与动物接触。「关系论」目前在人类动物研究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如 Clare Palmer、John Law（下文讨论）、Donna Haraway 和 Elspeth Probyn 所提供的观点。其中，至少有一些方法相当明确地质疑人类与动物关系的「二元论」——例如强调人类单方面支配动物的动物权利论——而侧重于共同的关系和工作形式，即动物和人类「共同塑造」彼此，并可能从彼此的关系中获得互利。我在这里提出的观点与这些方法不同，因为我认为冲突才是思考关系性的起点：我们与动物有关系，但这是一种本质上的敌对关系。如我在下文中得出的结论，不需要将这种冲突认为是一个死胡同，而是一个可以构成不同的（且期望是不那么暴力的）关系的潜在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