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ving Animals, Saving Ourselves》（拯救动物，拯救我们自己）是美国纽约大学环境研究临床副教授、动物研究硕士项目主任，以及生物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哲学系附属教授 Jeff Sebo 的个人著作。之前他曾和同事合写了一本关于食物伦理和动物倡导的作品，个人非常喜欢。相比之下，这次的新书探讨了更多野外野生动物的伦理，而且结合政策倡导，提供了在同类动物伦理、环境学作品中相对比较新颖的视角。篇幅很短（200+ 页），文字极其浅显易懂，很适合作为环保、动保人士的入门读物。
这本书的核心主旨是：在人类面临的重大危机，如气候崩坏和全球大流行病时，在政策和倡导中加入对个体动物的考量十分必要，而且事不宜迟。这似乎是有违常理的结论。大多数人的态度可能会是：人类首先要关怀自己的亲人和同胞，在这之后才能关怀非人类。
同为地球生灵，有感知的非人类动物在数量比我们多得多，因此对她/他们在道德上的重量可能也比我们目前以为的要重的多。这本书认为：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不仅害了其他动物也害了我们自己。我们作为个人和集体伤害动物的行为，如发展大规模集约型的养殖场、野生动物贸易、破坏森林和野生动物栖息地，提高了各种让人类命运受威胁的风险，比如污染、全球流行病和气候崩坏。
要从根源上缓解危机，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所有这些问题和动物的关联性，尽快做出行动，在可行的范围内增加环境、健康政策和倡导中对动物的考量。比如把减少动物使用和减轻动物痛苦纳入到减缓气候崩坏和增加气候适应的政策，和公共卫生安全健康的政策中。在役使动物前，至少也要思考我们是否有能力自始自终关照这些被利用的动物，而不是在她/他们受疫后将她/他们残忍杀死。
书中以丹麦受疫被扑杀的水貂作为例子，介绍了这个貂皮生产大国如何手忙脚乱地应对危机，又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公共健康、环境污染问题。啮齿目动物非常容易感染呼吸道疾病，在丹麦发现养殖水貂出现新冠病毒后，还出现了一种叫 cluster 5 的可感染人类的新变种。政府于是用「推荐扑杀」的政策绕过法律，通过资金补偿激励农场杀死共计 1.7 千万只水貂。因为时间紧迫，杀死水貂的手段是毒气，使得一些生命力强的动物要经历生不如死的痛苦。将上千吨的动物尸体掩埋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尸体鼓胀浮出土壤，丹麦的地下水也因此受染。
至始至终，面对这些被人繁育出来，被人利用，又因为人类而得病的动物，而人类似乎连帮助她/他们康复的念头都不曾有过。
Sebo 写道，如果杀死上百万的水貂是我们所能做的最不坏的选择，那ta它也只能作为我们所作所为的罪证：「如果我们需要照料的水貂有那么多，但照料她/他们的资源却那么少，以至于疫情爆发后唯一能做的就是杀死她/他们，那我们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道德错误」。
我们不仅要将动物视为有感知的个体，减少动物的苦难，还要去修复人类集体和个体对她/他们造成的伤害。如果人类和非人类受到压迫和不公的源头是接近的，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也会是接近的。这么全方位地去想问题并在政策上落实似乎对我们的要求很高，但有这种顾虑更可能是人类历来对自己的要求实在太低了，因而加快这种改变，赋予人类后代更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就尤为紧迫。要在人类的范围内做到这些结构性的改变，意味着至少有些可以帮助动物的行动要马上做起来，而另一些帮助动物的行动则要开始打下知识、权力、和政治意愿的基础。我们要去比较行动（并可能犯错）的风险和不行动的风险，不行动的风险往往更高。
这本书受到很深的功效主义和有效利他主义的影响，即便作者本人是试图同时用功效主义和非功效主义的框架来探讨如何折中地看待一些问题的。比如，野生动物的生存质量是净正效益，还是净负效益（比如出生后有高死亡率的所谓的 R-strategists）；防止痛苦和不去施加痛苦哪个权重更大；如何看待不同种类野生动物（比如对大象和蚂蚁）的伤害对其福祉的影响；如何平衡动物种群和动物个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当下和未来的动物的道德份量（未来的动物会比当下多得多）。还有最重要的，人类行使自由（liberty）和非人类自由之前的权衡。
对于我个人来说，他的一些既有前提我无法赞同，尤其是讨论创造伦理学（creation ethics）那一章，没有考虑未出生者没有出生意愿，出生对所有生物（包括植物）来说都是净负效益的这种可能性。但 Jeff Sebo 论证的结构十分规整，论证语言也很简单。一些经典的伦理学思想实验被改成了浅显易懂的动物版本，比如在一开始借用了 Peter Singer 落水小女孩思想实验，把它改造成了落水小鹿，提出了个体人类有义务为个体野生动物减少痛苦，即便痛苦的来源于个人无直接关系。在讨论未来动物的时候，把 Derek Parfit 的非同一性问题（non-identity problem）改成了非同一天鹅问题（the swan identity problem），并提出了可以应对的方案（否定这个问题的 impersonal views 和肯定这个问题的 counterpart views）。而对于一些涉及自然科学的问题，像如何评估野外环境下野生动物个体的生存质量，也提到了能通过体现动物在不同环境内「年轻度」的生物标志物这种方法。
《Saving Animals, Saving Ourselves》主张的是如何以一种融入性的方式思考价值、责任、权力、美德、关系和结构在道德选择中的影响，而非一味地通过可量化的效益（成本效益分析和质量调整寿命年 QALYs）去思考。发展畜牧业、毁林、野生动物贸易确实给部分人类增加了收益，但这些行为带来了巨大的和不必要的痛苦，侵犯了人类和非人类的权利（畜牧业、野生动物栖息地破坏影响最多的是低收入人群和边缘人口的收入和健康），更容易被忽略的是：这些行业使得我们向弱小的她/他者展现了恶意，并将我们置于一个压迫她/他们的关系中。 这些行为在不同的道德理论论证下都可以证实是有害的。确实，在实际应用中，杜绝这些行为会非常困难，但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去做——对未来的改变采取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如果这种态度吸引你的话，《Saving Animals, Saving Ourselves》会是一本很有启发性，并且能让读者接触到环境、动物政策前沿思想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