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这篇论文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对待动物的相对另类的视角：从人类为了制服动物所发明的工具凸显出动物的反抗，理解人类是如何靠通过知识生产和动物自身的活力来施展权力的。许多人，包括不少动物保护者常会将动物形容为「无声」的，需要人类作为其发声的对象。但动物绝对不是「无声」的，只是人们更愿意漠视它们释放的信号，就如人们习惯性地忽略陌生儿童的啼哭一样。
过去一段时间我越发认为「感知主义」，即认为任何有感知的生物都值得道德考量，因此将其视为资源、资产、实验工具是不道德的一种立场，并不足以拯救动物——尤其是当人类也将同类视为资源、资产和实验工具，且在工业化和虚拟化的进程中成为默认的社会组织方式。非人类动物个体是否会感到疼痛或受苦似乎不足以对一个可以无视同类痛苦的物种产生太大的影响。同情心本身也不足以使人类做出行为上的改变——哪怕这些改变，例如减少肉类的摄入，对人类几乎没有损失，甚至对自身健康和后代是有益的。动物反抗这一视角的论文可以说是「当福科遇上动物」，包括本文作者，澳大利亚社会和政治理论学家 Dinesh Joseph Wadiwel 在内的学者将福科的「生命政治」 （biopolitics）延伸到了动物的身体上。他放下了动物是否会受苦这个问题，而是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体现一种不公平性。
鱼会抵抗吗？Do Fish Resist? （2016）
作者：Dinesh Joseph Wadiwel
2010 年，总部设在英国的组织 Fishcount.org.uk 发布了一份突破性的报告，估计出每年因商业捕捞而死亡的野生海洋动物总数。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提供了关于商业捕鱼数量的数据；但是，在此之前的数据，如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数据，都将海洋动物按重量而非按数量呈现，从而在公众视野中掩盖了被人类利用的海洋动物的实际数量。根据他们的研究，Fishcount.org.uk 和报告的主要作者 Alison Mood 提出了一个彻骨的统计数字：每年有 0.97 到 2.7 万亿条野生鱼被商业捕捞所屠杀。在一份后续报告中，Mood 和 Phil Brooke 试图估计每年因水产养殖而被杀死的鱼的数量：他们在 2012 年的估计是每年 37 至 120 亿条。（为了更清晰地看待这些数字，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数据表明，2010 年有 630 亿陆地动物被屠宰供人类食用，这个数字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可能接近 700 亿。）这些数字不包括全球通过休闲捕鱼类活动所捕获的大量鱼类。
我们知道，全球将海洋动物作为食物使用的趋势将会增加。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世界人均鱼类消费或多或少翻了一番（从每人每年 9.9 公斤到 19.2 公斤），这意味着不仅有更多的鱼会被人杀死来养活全球更大的人口，而且人类平均每人吃的鱼也比以前更多。围绕工业化野生鱼类捕捞的疑虑，尤其是呈指数级增长的人类利用所带来的影响，亦是环境问题的焦点之一。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称，2011 年，「估计有 28.8%的鱼类资源在以生物上不可持续的水平被捕捞」。难怪诺贝尔奖获得者 Paul Crutzen 在提出「人类世」这一地质时期时，单独将机械化捕鱼作为人类在地球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例子。Crutzen 在 2002 年曾指出：「渔业在上升流海洋区域移除了超过 25% 的初级生产，在温带大陆架移除了 35%」。人类的野生鱼类捕捞显然占据了全球所有鱼类捕捞的最大比例；然而，工业化捕捞正在从机械化捕猎转为水产养殖背景下的密集型鱼类养殖。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水产养殖的利用量猛增（年增长率约为 9.5%），如今，在所有人类所杀的鱼中，养殖鱼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约占所有被屠宰的鱼的 42%。今天，鱼类养殖业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超过了牛肉养殖业，成为动物蛋白的来源之一。水产养殖——工厂化的鱼类生产——似乎被定位为全球食品供应中的一个基本要素。
工业化渔业中的福利状况令人恐惧。尽管该行业规模巨大，却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表明捕鱼的实际操作中采取了重要的福利预防措施，以减少人类使用鱼类时鱼类所遭受的痛苦经历。与休闲和工业捕鱼有关的操作中存在许多的福利问题已经被公开记录了下来，包括绳钓渔法、渔网捕鱼以及由捕获和运输活鱼所导致的创伤。然而，在大多数捕鱼活动中，用来屠宰鱼类的行业实践已为我们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足以让人了解到目前人类使用的鱼类可得到的基本福利保护之低。到目前为止，渔业最普遍的屠宰方式是窒息死亡，即鱼被暴露在空气中，因身体缺氧而缓慢死亡。通常，在这种方式下，鱼的死亡过程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表明，直到被击昏之前的时间——即鱼在失去知觉之前所遭受痛苦的时间——是相当漫长的。虹鳟鱼需要经过大约 15 分钟的窒息后才会被击昏；鲷鱼 25 分钟，鲈鱼 60 分钟。将活鱼放在碎冰上的普遍做法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么做反而可能进一步延长鱼被有效击晕的时间。研究表明，使用这种方法击晕鳟鱼需要 28 到 198 分钟；三文鱼 60 分钟，鲷鱼 20 到 40 分钟。作为屠宰过程的一部分，许多鱼都需要被活取内脏。在被取内脏期间和之后，一些鱼仍然会继续活着；一项研究表明，被取内脏鱼的致昏时间在 25 到 60 分钟之间。使用二氧化碳使鱼类致昏可能会加快昏迷时间。但这也可能导致「快速而剧烈的反应，例如反复游动、试图从浴缸中逃出以及在电晕前出现异常活动」。在某些情况下，海洋动物可能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被二氧化碳致昏；例如鳗鱼的 109 分钟。许多鱼在上船之前被网、鱼钩或其他鱼间接杀死或伤害（我将在下面讨论）。然而，作为杀戮过程的一部分，许多形式的痛苦是直接、有意地强加给鱼的，通常是作为在过程结束时能生产出满足市场要求的商品（即鱼肉）的一种手段。一个例子是将鱼腮切开后，再将活鱼放回水中。这种手段利用鱼在活着时的跳动的心脏来冲洗体内的血液，据说可以在味道和外观方面产生更理想的鱼肉。就鳗鱼而言，通常的做法是将它们放入盐水浴中「脱泥」（deslime）——一种让鳗鱼极度反感的过程——然后再活取出内脏。整个折磨过程大约需持续 20 分钟。
即便这些惨绝人寰的行径是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动物活动家、学者和从业人员所面对的倡导挑战仍然是十分艰巨的。虽然法律为许多经常被用作食物的陆地动物提供了保护，但鱼类却没有同样的保护。从某种程度上，该情况是人们对鱼是否有能力受苦或至少这种受苦是否重要缺乏共识的结果。人们已经认识到用于食物、实验和娱乐的陆生动物可能会在人类手中遭受痛苦，这影响了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这种痛苦的福利法律和法规。反过来，这又影响了动物倡导者代表陆地动物提出的倡导论点，通常涉及到如何在动物痛苦与人类效用之间做出权衡。就鱼类而言，因为鱼类受苦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倡导活动，拥护者被迫首先争辩说鱼确实能受苦（因为这是有争议的），然后，再争辩说要采取最低限度（通常是非常最低限度）的福利措施来减轻这种巨大的痛苦。
这种情况——倡导者必须先争辩说鱼会感到疼痛，因为这种知识不是理所当然的——至少部分是由于对鱼类痛苦的科学不确定性导致的结果。已经有许多科学研究表明有些鱼确实会感到疼痛，而且这会对福利有重大的影响。例如，2003 年，Lynne Sneddon 和她的同事对虹鳟鱼进行了实验。他们观察到（鱼类）对潜在痛苦经历所产生的反感行为，还观察到给鱼服用吗啡能显著减少其与疼痛相关的行为。这些研究以及它们所引发的问题进一步由 Sneddon 的合作者，研究人员 Victoria Braithwaite 在她 2010 年的著作《鱼能感到痛吗？》（Do Fish Feel Pain）得到了展开。对于这一观点，其他科学家也一直在争论，也许是作为对笛卡尔的观点的响应，即认为动物只是一种自动机器（bête-machine），鱼不会感到痛苦，只会对刺激做出反应。在 2012 年，James D. Rose 和他的同事对鱼可否像人类一样经历疼痛的观点提出了异议。研究者认为：
即使鱼是有意识的，也没有必要假设它们具有和人类类似的疼痛能力。总体而言，已研究的行为和神经生物学证据表明，鱼类对伤害性刺激的反应是有限的，鱼类不太可能感到疼痛。
科学界对鱼类是否感到疼痛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公众对维持现有捕捞方式的依赖，使得鱼类福利领域产生了某种有点反常的沉默。在鱼类受苦问题上缺乏一致的共识导致无所作为。它限制了决策者采取决定性的措施来减轻鱼类痛苦。就如 Celeste Black 所指出的：「在鱼类遭受痛苦的基本问题上缺乏共识可能会被用作将鱼类排除在动物福利法范围之外的理由」。对于动物倡导者，我认为现在我们该如何应对人类施加在鱼类身上的大规模暴力存在着一种战术困境。我们已经知道，人类利用陆地动物作为食物的全球性扩张已成为一项重大的伦理和政治挑战。人类越来越多地使用动物的现实，工业化的（动物）繁殖、控制和屠宰的扩大，再加上决策者——实际上是大多数人——对减少动物使用的有限意愿，意味着有利于陆地动物的变化的前景依然渺茫。正如 Sue Donaldson 和 Will Kymlicka 坦率地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预计每年都会有越来越多的动物被饲养、限制、折磨、剥削和杀害以满足人类的欲望」。对于海洋动物来说，情况看起来更加严峻：世界人均对鱼类的需求不断增长、工业化水产养殖呈指数级扩张，以及公众对鱼类痛苦问题的有限共识，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全球人类消费改变为更依赖于鱼基蛋白质的需求面前，鱼类的生活状况将继续处于次要地位。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在本文中，我至少是直接地放弃了鱼是否会受苦的问题——转而专注于理解「鱼会抵抗吗？」这个问题的潜力。我对抵抗的兴趣在于，它为政治能动性（political agency）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考量模型。如果我们依据动物的感知来赋予其在道德上的认可，那我们便会认为道德价值取决于一些与生俱来的与感知相关的能力（例如感受痛苦或体验情绪的能力）。一些经典的支持动物的方式是试图展示其与生俱来的能力以「奠定」这种道德认可。例如彼得·辛格的经典著作《动物解放》使用了功利主义对待痛苦的方式作为衡量与动物相关的道德主张的基础；汤姆·里根的《为动物权利辩护》（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认为，就动物是「生命的主体」而言，它们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 将能力（capability approach）应用于动物，认为动物有自己的茁壮成长的需求，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与这些方法相对的是，我对抵抗的研究兴趣在于，它描述了一种不需要以先天能力或价值为基础的政治能动性。如果我们考虑抵抗——例如，人类用政治动员反对一个极权独裁者——我们一开始并不关心是否需要承认那些反抗者的道德价值；相反，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些抵制者是如何卷入权力关系的。这种对抵抗的理解直接来自于福柯建立的理论，即抵抗始终要与权力联系起来理解（尽管正如我在本文中所讨论的，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还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权力描述了争端的存在。对于福柯来说，权力涉及的是：
流动和暂时的抵抗点，（它们）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产生裂痕，破坏团结并影响重组，在个人本身之间产生沟壑，将他们分割并改造他们，并在他们的身体和思想中划出不可简化的区域。
福柯将权力视为一种力量之间的摩擦性较量，这使得权力关系中的抵抗因素可以被理解为「主动地」（agentially）参与到权力关系中，而不必证明那些抵抗者是否拥有值得道德认可的能力（语言、理性、受苦等）。在框架中保持权力的动态，意味着在某些方面，只需理解有权力就必有阻力就足够了。关注权力关系及其中的抵抗也使我们能够质疑这些权力关系是否是「公正」的关系，尤其是当这些关系是充满暴力的。因此，当我们考虑对权威的政治抵抗时，我们经常会问这种抵抗是否合理，以及抗议者对权力的反应如何。考虑抵抗引发了社会正义的问题，也许不需要考虑抵抗者是否具有我们必须在道德伦理上承认的与身俱来的能力（例如受苦的能力）。
在本文中，我的目的是探讨将鱼类抵抗概念化能否为重新构建人类对海洋动物的暴力提供一些机会，以及它是否提供了不同的宣传工具。我在这里非常笼统地使用「鱼类」这个词来描述「海洋动物」。其他人在别处讨论了在海洋动物类别（水生哺乳动物、脊椎动物和水生无脊椎动物）之间做出区别的技术性困难，以及不同的动物是否应得到不同的福利考虑。为了与我广泛的概念性问题保持一致，我将暂停讨论海洋动物的分类以及这些差异是否意味着理解抵抗时需要做出区分。但我的主要关注点是作为工业化捕鱼对象的鱼类。我不会从对鱼的观察性研究中「证明」鱼会通过已观察的，且经过规范性定义的行为来进行抵抗。正如我在下一节中所讨论的，我面临的部分挑战是将鱼类抵抗作为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来解决；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构建人类对鱼类的知识，以及这如何塑造了我们认为是「可知的」和「可能的」。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研究了动物研究中现有的对抵抗的讨论。我特别将抵抗的「自主」模型视为一种让我们有希望理解鱼类的模型。最后，我将这种自主抵抗模型应用于三种捕捞技术：鱼钩、大型围网（purse seine）和水产养殖。我认为这些技术，它们的存在，是针对鱼类具有创造性的抵抗而形成的，强调出鱼类确实会抵抗，并开辟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概念化动物的抵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