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技术：鱼钩、围网、水产养殖
在这种将抵抗概念化的基础上，我以三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可以怎样将鱼类抵抗概念化。它们是三种专用于捕获、利用和宰杀鱼类的技术：鱼钩、围网和水产养殖。对这三种技术的指认都符合我在上文描述的自主或「工人主义」的抵抗观点。这些例子都以这样的理解为框架：即这些技术的目的正是为了化解和镇压抵抗而产生的；因此，这些技术本身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捕鱼操作中所涉及的限制和抵抗的积极政治（active politics），而不必证明鱼是否显示出具有规范定义的意向性和能动性。
钩子
钩子可能是人类最古老的捕捉动物的技术创新之一。这一技术的发展使会逃避捕捉的海洋动物能够被猎杀，就像陆地上的动物那样。Richard Klein 和 Blake Edgar 在描述非洲 Klasies 河口洞穴中 10 万年前的早期人类遗骸证据时指出，这些人很可能是这样避免了对抗和危险的狩猎行为：
这些人倾向于避免与更常见、更危险的水牛发生冲突，而去追逐一种更温顺、更不常见的羚羊：麋鹿。水牛和麋鹿都是非常大的动物，但水牛会抵抗潜在的捕食者，而麋鹿一有危险的迹象就会惊慌失措，四处逃窜。
他们还认为，几乎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居住在水边的人会捕鱼，反映了与后来的人类的「技术的差异」。鱼类的抵抗与水牛不同：它们逃避捕捉，难以捉摸。只有当渔具被开发出来时，化解这种抵抗才变得可行。
（我们）只在较近期的遗址发现了可能的渔具，比如用于加重渔网或鱼线的有凹槽的石头和精心塑造的牙签大小的骨片，这些骨片可以作为鱼饵并像鱼钩一样系在鱼线上。简而言之，只有较近期的人类才毫无疑问地拥有了捕鱼的技术。
从这个意义上说，鱼钩是改变人类狩猎行为性质的技术革新之一，它也将海洋作为人类追求动物性食物的「公地」。《福布斯》杂志最近将鱼钩列为人类所发明的 20 种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如果鱼允许自己被动地「捕获」（harvest），那就不需要鱼钩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鱼能躲避人类的捕捉，才有了鱼钩这种设计。鱼钩是一种巧妙的捕捉和杀戮装置。它是一个带有弯曲的尖头，可以装在鱼线上使操作者在远处工作。这种弯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钩子的目的不仅仅是刺穿上钩者，而是将鱼的身体困在钩子上，让它能被鱼线牵引过来。鱼钩经常与诱饵或饵料一起使用。在这些情况下，鱼钩是一种隐蔽的装置；它的目的是欺骗一个可以通过其他手段逃避捕获的动物。因此，鱼钩的设想从本质上就是为了应付鱼对捕获的抵抗。Elaine Scarry 在她对酷刑的经典研究中指出，最巧妙的酷刑装置是利用受害者自己的身体来对付自己。鱼钩也不例外。当鱼钩找到盘曲的肉体来将其刺穿和困住时，鱼的身体就实际上在和它本身搏斗；鱼会挣扎着对付自己被钩住的嘴（或其他地方——肠道、眼睛），有时加剧了鱼钩对肉体的控制。鱼钩上倒钩（barb）的技术革新——一种靠近钩尖的反刺，提高了鱼钩作为一种技术来反对抵抗的能力。钩子上的倒钩使鱼在被刺穿后更难挣脱；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撕裂才能挣脱钩子的束缚。
在这方面，目前休闲捕鱼社群内关于「捕捉和释放」是否应基于道德（和可持续性）理由而使用无倒刺钩的讨论很有意思。正如我所说，休闲捕鱼的乐趣来自于鱼对捕获的抵抗。娱乐性捕鱼不只是对刺穿鱼感兴趣，而是对吸引挣扎的鱼的整个过程感兴趣（还有，如果该动物存活下来便再把它放走）。鱼钩上的倒钩提供了防止鱼在被刺中后溜走的额外保障；然而这也可能使鱼进一步受伤或死亡，尤其是当鱼的肠道被刺伤时，这与休闲渔业所宣称的仅仅是将鱼作为运动来捕捉和释放的目的相违背。在某些方面，鱼钩的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阻力，以加强捕鱼中的「运动」成分，这应该是让人毫不意外的。例如，「圆钩」（circle hooks）被设计成一个更宽的曲线，以更有效地促进捕鱼运动；这种「独特的钩子形状使钩子朝着阻力点滑动，并嵌入鱼的下颚或靠近鱼的嘴角。钩子的实际弯曲形状使钩子不会卡在肠腔或喉咙里」。我在这里所引用的佛罗里达州海洋资助局（Florida Sea Grant）的研究通告继续解释说，「嘴角或下巴被勾住的鱼往往比被肠道被勾住的鱼更有劲」（fight better）。在这里，抵抗本身、将抵抗的强度最大化，并使其持续下去，是生产活动（productive activity）的目标，是其存在的理由。一方面，休闲捕鱼向我们展示了鱼类福利的缺失，以及福利考量或鱼类痛苦的可能性对一些捕鱼行为的有限影响。另一方面，它向我们展示了休闲渔业对鱼类抵抗的投资，因为只有当鱼被束缚在鱼线上直到被释放时才被（钓鱼爱好者）认为是有生产性的快乐，即便这种挣扎和抵抗的过程会导致鱼本身的意外死亡。
围网
渔网是捕鱼的另一项创新，与鱼钩一样，它有很长的人类使用历史。至少在某些方面，网是一种（对捕获者）区别对待的捕鱼装置：网状的绳索或麻绳能使水流和小型的生物在装置中移动，而捕获较大的目标。在捕鱼的机械化方面，人们非常关注围网捕鱼对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拖网捕鱼（网在水中被快速拉动），以及渔网捕鱼中对作为「副渔获物」的特定「高价值大型动物」（如海豚）区别对待的缺乏。像鱼钩一样，网是一种旨在捕获那些本来可以逃避捕获的动物的技术革新。正如我所说，它是人类狩猎的一种古老技术；今天，工业化通过使这种捕猎行为机械化而大大增加了其效率。例如，拖网捕鱼经常使用机器驱动的速度、网的宽度和深度来冲散水中的鱼群；致使鱼游到筋疲力尽，最终向渔网投降。
围网（purse seine）是工业化捕捞野生鱼类中常用的一种渔网，也是一种化解鱼类抵抗的技术。围网就像一个大的抽绳袋。一张大网——可长达一公里，深达两百米——在一个区域内穿行，然后向内拉，把动物困在里面。这种方法与拖网捕鱼（trawl fishing）非常不同。围网不是只用速度来捕鱼，而是靠隐蔽性来包围它们。诱饵可以是捕鱼作业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例如，吸引鱼类的漂浮物或「鱼类聚集装置」（FADs），可以在使用围网之前将鱼类聚集起来。渔网技术可以有选择地瞄准鱼种：「在捕鱼过程中，渔网的几何形状对于了解作业的垂直维度和所包围的体积也很重要，这能决定哪些鱼群和个体会被捕获」。
这种工业化规模的网捕会产生严重的福利问题。例如，当网被拉进时，很多鱼会被它们上方的鱼压死。在这里，鱼的抵抗力可以直接促进人类的意图。当网被拉进时，鱼会扑腾和挣扎。封闭的包围空间意味着鱼会与其他鱼发生激烈的接触，让许多鱼在这个过程中受伤或死亡。工业化围网捕鱼的有一种做法是逐步收网，并让鱼随着网的压缩增加而挣扎，互相伤害（这就是为什么网收缩时会有血浮在水面上）。然后用泵或「抄网」（brailer）（一种较小的舀网）来获取靠近水面的鱼，其中的许多鱼可能受伤或已经死亡。一旦这些鱼被抽到或抄到船上，网就会进一步收紧，这个过程又开始一遍。鱼类面对自身死亡的抵抗在这里被归为一种手段，用来促进人类捕获野生鱼类的生产力。
围网捕鱼因此是另一个我们可以将鱼类的抵抗与技术革新联系起来的案例。围网，像鱼钩一样，是一种古老的技术。但它是和当代技术一起使用的：用于搜索鱼群的直升机，机械化的海上运输，包括旨在串起包围区的快艇，能够将大网拖到船上的普雷特滑轮（Puretic Power Block），能够顺利地将鱼从水中直接提取到甲板下的冰浆的泵。这些技术伴随着年复一年的改进，能更有效地捕鱼；例如，使用浮动装置，或使用我在上文描述过的压缩和泵技术。这些技术和工艺的目的都是为了对抗阻力；它们对效率的提高与它们捕获逃避和抵制捕获的个体的能力都有关系。
水产养殖
商业捕捞野生鱼类在某些方面是一种捕猎形式。如今它是以一种特殊的机械化捕猎的工业形式在运作的。在这方面，商业捕鱼与其他大规模利用动物作为人类食物的形式并不相同。以工业化农业为基础的驯化在供人类消费的陆地动物生产中占主导地位，但对「野生鱼类」的机械化捕猎仍然是全球大多数地区获得鱼类食物的主要方式。只要野生鱼的数量足够多，那么至少在目前，人们便可以维持这种捕猎行业；同时，只要发展出的野生捕鱼技术和工艺足够有效（也就是说，可以有效化解鱼类的抵抗），这种大规模的捕猎在经济上仍然可行。
然而，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在过去的 20 年里，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出现了非同寻常的爆炸性增长，大大改变了大型渔业的性质。在某些方面，水产养殖的发展本身就是对鱼类抵抗力的一种技术反应。我们知道，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捕获的野生鱼的数量或多或少保持不变。正是水产养殖填补了供应其余用于人类消费的鱼类的空隙。一方面，这是出于环境原因：正如专家反复警告的那样，我们对许多野生鱼类物种的捕捞已经完全过度了。然而，这种观点假设鱼只是被动的物体，必须被发现和「收割」（即我上文提到的认识论问题）。另一种概念化的解释是，人类通过机械化捕猎技术捕捉野生鱼类的技术手段其实已经达到了极限。就试图捕猎目前逃避捕获的剩余鱼类而言，经济效益很差，而且由于这些捕猎活动，鱼类无法通过繁殖来「补充」自己，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食物需求。（当然，我们知道，监管控制在防止全球范围内的野生鱼类剥削方面效果有限）。试图捕捉那些稀缺的、耗尽的和逃避捕捉的动物所带来的经济现实，肯定会推动其他选择的可行性，包括集约化养殖。因此，更集中的利用形式，如水产养殖，成为经济上可行的操作。从这个意义上说，鱼类抵抗在全球范围内的水产养殖发展中发挥了作用。野生鱼之所以稀缺，不是因为人类找不到它们；它们之所以稀缺，是因为它们能逃避捕获。水产养殖通过将鱼「驯化」到封闭的「农场」来解决这个问题。驯化是一种化解动物抵抗的方法，几千年来已经有效地应用于陆地动物。现在它正被孜孜不倦地被应用在鱼类身上。
水产养殖的兴起不一定意味着更差的鱼类福利后果。鱼类福利因此而得到改善当然是可以想象的。例如，有更多使用相对「快速」的击晕和杀死的方法，例如用击打或尖刺将每条鱼单独击昏，或使用例如电击这类新技术。就鱼类是否健康被视为福利的重要指标而言，水产养殖提供了通过集中管理预防疾病和伤害的机会。
但是，伴随着水产养殖技术的发展，包括那些以改善福利为导向的技术，存在着一个关于阻力和权力的复杂故事。水产养殖有希望通过集中控制的形式，在每一天都能减少鱼类抵抗的影响。这是因为，像其他工厂化农场一样，水产养殖为经营者提供了实施从出生到死亡的控制的机会，使最终产品的管理更加精细。一位专家的评论或许很有说服力：「（鱼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得到了严格的控制。我们知道它在哪里出生，在哪里死亡，以及它在整个生命中吃了什么。」创新的一个领域是能够通过免疫来控制寄生虫和疾病；另一个领域是对出售的肉的大小和质量进行更多的控制，从而能够生产出更一致的同质化终端产品。这并不意味着水产养殖鱼类缺乏抵抗这种压倒性控制系统的能力；相反，水产养殖试图管理的是本身难以捉摸的种群运动，因此它代表了面对鱼类抵抗的一种集中尝试。正如 John Law 所指出的关于鲑鱼养殖场的情况，尽管养殖强度很大，水产养殖环境中的鱼类却可以无视控制和检测系统：
圈养的鲑鱼或多或少都是隐形的。有时你可以看到正在发生着什么，但大多数时候你看不到。相反，你能看到的只是 5 万条鲑鱼中的几十条。这就是矛盾之处。尽管它们被控制了，但鲑鱼也在把自己溶入无形之中。因此，这就是论点。恰恰是因为鲑鱼这种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使得它们难以捉摸。在水下，对于人类而言，鲑鱼也在忙着做它们自己鲑鱼的事。
这并不意味着，「创造性的抵抗」不能像在其他基于动物的生产系统中一样被利用。与我提出的「自主」抵抗观点一致，我们也可以指出一系列捕捉和利用鱼类自身自主性的技术和工艺。比如目前在水产养殖池中使用灯光来控制鱼类行为的实验。一些集约化养殖的鱼会表现出鳍的损伤，这是由于鱼之间的攻击和表面磨损造成的；这些问题在野外可能不会发生。在一些情况下，这反映了水产养殖环境中相对的「放养密度」。如果鱼群聚集在一起，不在海笼的可用空间内均匀分布，那问题就更严重了，鲑鱼就是这种情况。不同的研究人员已经试验过使用水下灯来影响鲑鱼的行为，防止聚集，从而减少与高密度有关的问题。这些技术的作用是改变鱼对海笼环境的反应。灯光技术利用了鱼的反应——如对强光的厌恶——并引导它们的行为以提高生产技术的效率。打开一盏灯，一些鱼就会跑开：因此，这种技术利用鱼的抵抗力和自主性来防止鱼群聚集，并提高生产的肉的质量。创造性和抵抗力被引导，继而从抵抗性的身体中创造出听话的身体；也就是说，他们塑造了鱼，使它们以不损害种群质量的方式来使用生产空间。
在某些情况下，密集型技术利用动物本身的身体运作来作为实现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考虑一下养殖的鱼在运输和屠宰前是如何承受饥饿的。在某些情况下，养殖的鱼会被剥夺几天或几周的食物。鱼类是「外温性动物」，因此在食物消耗方面具有代谢效率；在野外，许多鱼类经常能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长期生存。水产养殖者在饥饿技术中利用了这一特点；他们利用了新陈代谢的降低，以及鱼排空内脏和粪便的事实，从而使最终产品更加理想。当然，这其中的福利情况并不直观。一些人认为，饥饿引起的新陈代谢减缓是对福利有益的，例如能减少攻击性行为。 然而，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再次发现，鱼的创造性能量，包括它们自己的抵抗力——至少在生存意志的层面上——被生产过程所利用，且最终被用于生产目的本身。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是人类和鱼之间的互动过程，其中，与鱼的抵抗有关的创新推动了满足人类目的的生产创新。
总结
最后，我想就鱼类抵抗的概念化以及这种概念化在思考我们如何干预人类对动物的系统性暴力方面的潜力发表一些简短的看法。首先，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在考虑如何对待鱼的时候需要放弃福利手段。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鱼类福利方面的进展相对较小，至少相对于人类使用的陆地动物而言，已经有了一些积极的进展。原则上，改善鱼类福利的倡导者应该支持任何能够减少鱼类在被人类利用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的改革方式。可以说，随着通过水产养殖获得的鱼的消费在全球范围内按比例增加，围绕福利的问题将变得更加棘手。水产养殖业不可避免的增长将给动物权益保护带来一系列的机遇和危险。一方面，与野生商业捕鱼相比，我们更有可能对工厂化养殖的鱼的福利结果进行控制和管理，毕竟水产养殖的鱼受到了全天候的控制，而且有可能加强对宰前和宰杀条件的管理。另一方面，就像工厂化养殖的陆地动物一样，我只能想象我们可能会看到人类加剧对鱼的使用强度，规模经济将与福利结果产生交叉作用，当鱼被暴露在密集的、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系统中时，新的恐怖就会出现。
正是由于后者的原因，我认为有必要探索人类利用动物问题概念化的新方法，而且迫切需要发展出新的框架/表述。正如我所论证的，如果我们能把鱼理解为受制于大规模的暴力系统，并认为鱼对这些暴力系统抱有抵抗，那么这就提供了一种为动物想象社会正义的方式，这种正义超越了对痛苦的救济，而是对人类强加的暴力的救济。这种观点要求我们不仅仅是把鱼想象成可能受苦的生命，而是宁愿不被利用、宁愿不死的生命，是积极抵制人类迫使它们屈服于这些目的的生命。采用这种观点至少可以改变一些关于鱼类和渔业的常见用语。例如，一种不同的认识论框架可能使我们摆脱有害的概念，即鱼是从海洋和河流中「捕获」（harvest）而来的被动对象。此外，将鱼作为抵抗性动物的框架也许同样能够改变公众的看法，使他们理解与捕鱼有关的技术——鱼钩、鱼网、养鱼场——是专门用来向那些不愿接受这种暴力的生物施加暴力（即「武器」）的工具。重要的是，鱼是否受苦并不是理解鱼是否反抗的核心。鱼是否感到疼痛可能对权衡我们强加给海洋动物的暴力的严重性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一个社会正义问题，但它并没有改变暴力正在被强加，而且有一些生物正在抵抗这种暴力的现实。
最后，也许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观点，承认鱼类的抵抗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将鱼类作为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共同创造者（通常是不情愿的共同创造者）。我们针对鱼类的暴力系统——将海洋或养鱼场与餐桌连接起来的漫长的食物供应链——多少归因于鱼类的抵抗，因为工业和经济是从化解这种抵抗中产生的。这种将鱼类抵抗问题概念化的方式既是令人清醒的，也是可以赋能的。它令人清醒，因为这么多潜在的，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创造力——都被引导到了这么多的暴力中；越来越多的动物倡导者都在据理力争，认为这种暴力是不必要的。同时，以这种方式考虑鱼类的抵抗也可以赋能，因为理解鱼类可能的抵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去理解非人类的政治能动性对我们周围世界所创造的巨大贡献的方式。在我们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各种动物自愿或非自愿地担任共同创造者，我们的世界将是无法辨认的；这同时也让我们思考，假如我们想与未来的动物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我们的世界需要发生怎样的变化。在讨论考虑抵抗的价值及其对思考政治结构和变革的用处时，Hardt 和 Negri 说：
现在，我们完全有理由问：抵抗是否先于权力？社会斗争是否先于，并且预示着资本主义的重组？事实上，我们还没有为它提供论证——准确地说，我们一直以来把它当作一个公理。我们的书试图证明，从底层开始阅读历史是合理的，但这真的不是某种论证。不过，更有趣的是这个公理的「政治效果」，它突出了抵抗的力量和社会斗争的力量......如今，当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力量和新的世界秩序时，感到自己和我们的社会运动无能为力实在是太容易和太常见了。这种方法可以作为一种用来解决这种愤世嫉俗和无能为力的感觉的解毒剂。这不是说要假装我们有力量，而是认识到我们真正拥有的力量；这种力量创造了当代世界，也能创造另一个世界。
鱼创造了我们无法理解的世界；它们颠覆了我们的想象力。我们与鱼的主要关系，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暴力和寄生的。我们完全是靠它们的创造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认识到鱼的抵抗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我们如何与鱼建立联系，而不仅仅是找到新的方法来化解它们的抵抗。如果我们与鱼类合作，支持它们的创造力，而不是一味地和它们对着干，我们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